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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性格其诗中的狂狷与微言

时间:2019-06-12

  2018开奖完整。孟轲、庄周说诗都重“志”,不及“情”。应当是从《尚书》“诗言志”来。孟说,读诗要“以意逆志”。庄说“诗以道志”。“情志”并提的,应当在汉代。《诗大序》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郑玄《六艺论》(《毛诗正义》载玄《诗谱序》引):“(后世)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范晔承其说。《后汉书·文苑传赞》有“情志既动,篇辞为贵”的话。诗纯主情的说法,大致起于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到了钟嵘《诗品序》,说诗可以“摇荡性情”,再说可以“感荡心灵”。又论阮籍云:“《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首先引“大舜云,‘诗言志’”,次即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按这是引《诗纬·含神雾》的话,已经谈到情性。下文更发挥这个意思,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曰:“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

  杜甫论诗,既标经术,亦重情性。如:“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十二首》之七)“登临多物色,陶冶赖诗篇。”(《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都是他的自白。再从唐五代人传的杜甫轶事看,也可感到他的为人是纵情任性,放荡不羁的。《旧唐书·杜甫传》记载:“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严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宋祁《书·杜甫传》云:“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子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

  新旧《唐书》所记杜甫触忤严武事,范摅《云溪友议》、王定保《唐摭言》亦均有记载。大同小异。材料当同出一源,今不可考。后世诗论家纷纷为杜辩护。以为刘昫、宋祁妄收小说家言以诬诗圣。其实从杜诗自述看,从他的性情看,宁可信其有。如在梓州作《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诗云:“南来入蜀门,岁月亦已久,岂唯长儿童?自觉成老丑。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近辞痛饮徒,折节万夫后。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但是同在梓州,作《陪章留后宴南楼》长律,却又道:“寇盗狂歌外,形骸痛饮中,……此身醒复醉,不拟哭途穷!”知此老仍然像在长安时一样:“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杜位宅守岁》)后来韩愈也说到这一点:“近怜李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辞。”(《感春四首》之二)“烂漫长醉”正是一种性格的表现。

  更奇怪的是,五代后唐冯贽《云仙杂记》“惠一丝两丝”条说:“杜甫寓蜀,每蚕熟,即与儿躬行而乞曰:‘如或相悯,惠我一丝两丝。’”(卷三)又“夜飞蝉”条:“杜甫每朋友至,引见妻子。韦侍御见而退。使其妇送夜飞蝉以为妆饰。”(卷四)这种材料,考据家一定是不屑一顾的。但如果我们在读人物传记时不太坚持材料必须与权威作者或著作对号入座,对“艺增”和“书增”能够宽容,未尝不可增加对人物的深一层的了解。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旧解为小隙)必照焉。”(《孟子·尽心上》)范摅、刘昫、冯贽、宋祁所引关于杜甫的传闻,都可以看作少陵性格的余波徘徊和微光穿隙。真即非真,假亦不假。从这些零碎增损的材料中正可以窥见杜甫其人身上的正始和南朝人物的流风余韵。通过这些零星材料,我们在杜甫身上好像看见了嵇康、颜延之、谢灵运、张融的某些影子。

  由于忠君爱国、笃于人伦等标签在杜甫身上贴得太多,相对地就削弱了在他身上固有的狂狷纵恣的神采。如果冲淡了他那种放纵刚直的神采,对于杜甫的性格就不免扭曲,而要全面理解杜诗就不容易了。

  且看,“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壮游》)。这分明是嵇、阮之流的声音,怎么他又教儿子“应须饱经术,……十五男儿志,三千弟子行。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呢(见《又示宗武》)?这却是和他评论郑虔一样。一方面《八哀诗》说郑是“天然生知姿,学立游夏上”,一方面在《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诗又说:“夫子嵇阮流,更被时俗恶。”把游夏与嵇阮并提。再进一步看,杜甫亦曾以嵇康、阮籍自比。比嵇的诗句,如成都作《屏迹三首》之二:“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用《绝交书》中的话,明以嵇康自比。又《入衡州》:“暮年惭激昂。悠悠委薄俗,郁郁回刚肠。……我师嵇叔夜,世贤张子房。”赵次公注:“师嵇叔夜,则公自谓放旷懒散如嵇康。”比阮的诗句,如“苍茫步兵哭”(《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至今阮籍辈,熟醉为身谋”(《晦日寻崔戢李封》),看他言志抒情,亦是把孔门高足游夏与嵇、阮混为一谈。这该怎么看呢?

  按孔门四科,子游、子夏都在文学科。孔子极称中庸,亦许可狂与狷。《论语·公冶长》篇,孔子说:“归欤归欤!吾党之小子狂简。”《子路》篇:“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如果论嵇阮的高格,那么阮狂嵇狷,与游夏比较,正是孔子所想念的“不得已而思其次”的人物。可惜除了司马迁以外,后来的史家胸次狭隘,“每下愈况”(语出《庄子·知北游》。章太炎说:况,甚也),论人物划线太明,立论苛刻绞扰,毫无凝重阔大、优容宽宏气概,自命儒家,看天下士“不入于杨,则入于墨”。其实这样要求人,结果历代史书中“独行”“隐逸”二传不知埋没了多少仁人志士!宋人立论就过苛过隘。如朱熹,论杜甫、李白,都不多许可。唯有陆九渊比较宽宏,说:“李白、杜甫、陶渊明,皆有志于吾道。”(《陆九渊集》四十六卷《语录》上)象山这话,道出了他对杜甫性格的印象。在宋人一片赞美杜陵忠君忧国声中是独特的,比起另一位儒学大师朱熹来大不相同。朱熹只说,韦应物“诗无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气象近道”(《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论诗”)。

  第一个可举任华,华生卒年不详,尝与诸显官书,多所致责。《全唐诗》存诗三首。《杂言寄杜拾遗》诗云:

  古人制礼但为防俗士,岂得为君设之乎?……(韦庄《又玄集》卷上。《唐人选唐诗》,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陆游的这几句诗是说杜审言、甫祖孙同是不羁的人。后来他的才孙作《赠蜀僧闾邱师兄》诗云:“吾祖诗冠古。”直是前无古人。假使人死有灵,祖孙二人,当相视而笑。

  我读杜诗,在一九三一年,当时才二十岁,颇不喜欢杜甫。以为他的思想简单,不理解宋祁对他何以如此推崇。后读一些宋人诗话,又相信他是愚忠的典型。及经涉世变,有一点写诗的经验之后,才开始怀疑“每饭不忘君”是否就是杜甫及其诗歌的伟大之处。渐渐,我感到从某人的话或文章中挑一两句出来加以扬或抑,是颇不妥当甚至是误人的。要知道历史,不知道历史,就不知道说话的人。又要知道这说话人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境下和谁说的。有些同志以为引史说诗并不可取。但不知其世,怎么可以论断其人呢?正如根本不懂别人说些什么就议论一通是可笑的一样。于是我颇用心读杜诗,首先我否定了杜甫愚忠之说。我思索历史,对照古今事变,特别是现代史的一些翻来覆去的关于某人和某事的论调,知道人是很容易轻信和受愚弄的。我怀疑杜甫的“忠君”。我对杜甫前的一些大诗人的思想也似乎有些和历来的看法不同。我对“春秋三传”的“书法”颇感兴趣。从中悟出,原来一件事是可能有各种看法的。

  任何参加政治活动的知识分子,与上级的关系都是极敏感的问题,所以他们的抱怨或异议都是“微辞”《春秋·公羊传》,所谓“定哀多微辞”也(定公元年文)。出现在杜甫前的陶潜,对新起的王朝心怀不满。他毅然退出政治,却在文化上高揭真纯,领袖世风。《述酒》一篇,政治倾向明显。“朱公练久齿,闲居离世纷……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在杜甫后的苏轼,便明显地称赞民主作风。说君当柔,才能容臣的刚。君当先以臣为师,先从臣学习,然后才倚他为臣。《二疏图赞》云:“惟天为健,而不干时。沉潜刚克,以燮和之。于赫汉高,以智力王。凛然君臣,师友道丧。孝宣中兴,以法驭人。杀盖、韩、杨,盖三良臣,先生(二疏)怜之,振臂脱屣。使知区区,不足骄士……”(此文解见西南师大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东坡选集》注)再如他作《安期生》诗,说安期生平日与蒯通交。共说项羽,羽不用其言而欲封两人,两人不欲徒得官,亡去。“乃知经世士,出世或乘龙。岂比山泽臞(山泽间修仙的瘦子),忍饥啖柏松。纵使偶不死,正堪为仆僮。”此诗小序说:“嗟夫,仙者非斯而谁?故臆战国之士如鲁连、虞卿,皆得道者欤?”西师中文系《东坡选集》此诗评者写道:“诗不在说仙,而在论仙是有经世之志者才可学的。鲁连却千金赏,辞齐爵,曰:‘吾与(其)富贵而屈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虞卿弃赵国相位,与魏其偕亡。亦有高世之节。晚且著书,欲以救世。诗以二人比安期生,证安期生志在经世,不是方士,又拒刘邦而重项羽,这是难能可贵的。”按此评皆据诗旨,诗又说,汉武刘彻比于乃祖,殆犹蚁虱。安期生拒刘邦,岂肯逢迎刘彻呢?东坡此诗,写于六十四岁(在儋州)时,推其意,彼尚不惬于神宗,何况对少不更事、昏庸偏激的哲宗(赵煦卒年二十五岁)还有什么敬意呢?如果用“以意逆志”的原则解诗,那么说此诗微意在褒傲士(包含隐者、逐臣),贬昏君,该不致被目为“荒天下之大唐”吧。

  现在说杜诗。杜诗有没有微言呢?我以为是有的。如夔州作《牵牛织女》后半云:

  按“未嫁女”当然是离开天上神仙,就人间女子说。“君臣契”二句,点明寓意。以下四句是说“咫尺不容”的原因,就臣说,是无礼,不恭;就君说,则是不出于至公。最后两句说,如果君臣不契到了如方枘圆凿那样龃龉,那么,男子汉就会绝裾而去的。这里“丈夫”一词不是对新妇说的。“英雄”二字甚至不只是说挂冠气概,难道不可以说为“变置社稷”吗?

  予旧释此段,颇异诸家。略云:此段纯系批评当时政局。“出尘”二句是说,当此风尘洞的时候,贤人(诗用“书生”乃反语致讽)只好不同甲卒之流争夺名位而暂时退下,因为他们不是争食易驯的鸡鹜;同样,过都如历块的千里马也不是听人摆布的辕下驹,暗示他们是随时可以弄翻车的。《牵牛织女》末联“方圆苟龃龉,丈夫多英雄”亦即此意。几乎是说,皇帝无道,可以造反了。此处稍委婉耳。因此,“野鹤”句引出“伊吕”句,“历块”句逗出“韩彭”句。“五云”一联,影射时事,上句或指李泌返衡山不出,下句直刺以宰相出镇两川的杜鸿渐统驭无方,召致叛乱。并是证明“出尘”四句的道理,笔意婉转周到。上文“此生遭圣代,谁分哭穷途”,“庭争酬造化,朴直乞江湖”等意,至此方算收足。尾四句,前两句说蜀中将帅自相诛讨贻祸苍生,结联说,山林之士以疲苶自托而不出,则国步殆难免崎岖。盖言国事安危系于人才进退,今日人才见轻弃如此,天下事可知矣!《行次昭陵》述太宗朝政绩云:“直辞宁戮辱,贤路不崎岖。”与此段对照读之,弥见深藏不出的意思。杜甫前后的弃官、不赴宫,不是为自己的安全着想。存“大隐隐朝市”思想的人多的是,白居易、苏轼都难免恋栈之嫌。杜公《晦日寻崔戢、李封》诗说:“至今阮籍等,熟醉为身谋。”说不为身谋,正见“行歌非隐沦”,而是“非其君不事”(《孟子·公孙丑》)的意思。杜公直诚,岂有装点语?

  杜甫在潭州(今长沙)有赠苏涣诗,倾倒于其人其诗。题称其“才力素壮,辞句动人,接对明日,忆其涌思雷出,书箧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声”。诗云:

  然涣为人,初为盗贼,后举进士,为侍御史。游衡州刺史崔瓘幕。崔被叛兵所害。涣参加平贼之谋。杜甫许为白起。后游广、交州,扇动哥舒晃跋扈。涣为官兵所杀。这样的人物,在潭州与杜甫时有过从。见《暮秋枉斐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敌忾既同,诗又投合,想见联袂酒茶之际,必及各自怀抱。假使气味不契,岂能如此推许?则杜公非死抱住唐室不放者,固有充足理由推断之也。其为人刚正朴素,宜无隐情欺世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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